【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辉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景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国会议员收受筹款聚会门票回扣一事不断发酵，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9日对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事务所和二阶派（志帅会）事务所分别进行了入室搜查。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门票回扣只是日本自民党收取“黑金”的一种形式，该党以及日本政坛不时有人陷入受贿等资金丑闻，这说明“金钱政治”一直困扰着日本社会。这既与自民党内部管理有关，也与日本政治制度有关。虽然日本不断通过立法收紧对政治资金的控制，但有观点认为，今后此类丑闻还会不断出现，因为每次修法都会成为政党博弈的焦点，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被要求在2018年、2019年和2023年实现210万日元的年销售额
“我很惊讶地得知，（她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没有我的名字，我买了政治筹款聚会的门票。”东京一家公司的总裁对日本《读卖新闻》这样说。他表示，自民党籍参议员桥本圣子的秘书，一再要求他购买该党安倍派国会议员的政治筹款聚会门票。从2019年到2021年，该总裁每年都买了20张门票，每张门票售价为两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20日元）。根据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购买门票总额超过20万日元的个人或单位，其名字必须被记录在议员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而桥本圣子的报告书中没有提到该总裁。桥本圣子曾任日本奥运大臣，她涉嫌在截至2022年的5年时间里，收受超过1000万日元的回扣。
桥本圣子只是近期被卷入“黑金”丑闻的自民党议员之一。这一丑闻已经震动日本政坛，导致岸田政府4名阁僚和5名内阁副大臣被撤换，自民党高层3名重要人物也宣布离职。日本政客常常通过所谓政治资金聚会筹款，而自民党派阀会为所属国会议员制定各自的聚会门票推销任务，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则超出部分会返还议员。
据日媒报道，已辞去日本总务大臣一职的铃木淳司称，自民党安倍派要求他在2018年、2019年和2023年实现210万日元的筹款聚会门票年销售额，在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实现110万日元的年销售额。当铃木未能实现部分销售目标时，他自掏腰包弥补了差额。尽管如此，他还是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从该派系获得了30万日元和22万日元的回扣。
日本时事通讯社等媒体称，自民党安倍派的99名国会议员中，至少有10人涉嫌从政党筹款中收取超过1000万日元的回扣，并且没有在其政治资金报告书中记录这笔钱。该派系的回扣金额最近5年可能达到5亿日元。除安倍派外，自民党二阶派以及岸田文雄曾担任会长的岸田派，也都涉及未如实将门票收入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
自民党近期丑闻并非该党或者日本政坛首次被爆出“黑金”事件。《纽约时报》1990年的一篇报道揭露了日本秘密政治资金现象和“金钱政治”。文章称，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资金从个人和企业流入日本政治体系，但一些政府数据显示相关数额巨大。日本税务部门的报告显示，1988年，日本企业用于招待费的资金达到了惊人的320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的历史新高。专家称这些费用通常流向政客。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日本政界人士、学者和商界人士披露了很多细节，包括这些资金的筹集方式、去向，以及这些资金如何扭曲了日本的公共决策过程。这篇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自民党领导层警告一些行业高管，如果他们不努力为自民党“服务”，税收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除了“黑金”外，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坛包括受贿在内的资金丑闻也层出不穷。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均将自民党此次拿回扣事件与上世纪80年代的利库路特事件相提并论。1984年到1985年期间，利库路特集团创始人江副浩正向一些政客和官员提供购买拟上市公司内部股票的机会，公司上市后，这些人获利不菲。该案件被称为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之一，最终导致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下台，并促使自民党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落败，这是该党在1955年后第一次输掉大选。除了利库路特事件，日本战后四大丑闻还包括发生于1948年的昭和电工事件、发生于1954年的造船疑狱、发生于1976年的洛克希德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日本或者美国企业向日本政界行贿，以获得订单或者贷款等。
上述四大丑闻都发生在1993年日本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之前，而在此之后，日本政坛的资金丑闻也并未断绝。2004年，时任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因其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未将购买东京都一块地皮的3.4亿日元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被起诉。小泽最后辞职。2011年，日本时任外务大臣、民主党成员前原诚司因为接受外国公民的政治献金辞职。2014年，日本时任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因挪用政治献金购买化妆品及衣物等辞职。
与自民党派系政治以及安倍晋三有关？
日本前外交官、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日前在《每日新闻》网站上撰文，称日本国会议员的年薪在发达国家中算高的。他表示，以洛克希德事件等为背景，1994年，日本对容易成为腐败温床的企业政治献金进行限制，并引入“政党助成金”制度，向政治活动投入大量国家经费。通过国家经费，日本国会议员可使用的资金数额是很大的，包括奖金和工资每年约2200万日元；进行调查研究或宣传、住宿等费用，每年约为1200万日元；立法事务费（为立法而进行相关调查研究的费用），每年约为780万日元；免费的高铁或飞机票、议员办公室等；政党助成金（2020年自民党获得的政党助成金为159亿日元左右，每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约获4000万日元）。
田中均认为，在此背景下，自民党还不断出现资金丑闻，与该党的派系政治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有关。他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政治改革增强了自民党总裁、干事长等该党领导人的权力，削弱了党内派系领导人分配资金和影响党政人事安排的权力。安倍内阁的特点是“政高党低”，即权力集中在首相官邸，自民党的影响力不仅在资金分配和人事安排问题上有所下降，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在降低。安倍内阁的这一特点，提升了自民党各派系独立筹集资金的诉求。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此前发文，称平均收入已经很高的日本国会议员，之所以频频被爆出资金丑闻，是因为参加全国选举需要很多钱（候选人保证金为300万或者600万日元）。此外，他们不能保证在下届选举中获胜，因此可能在下一届选举结束后失业，这让他们倾向于在有限的任期内尽可能多地“攒钱”。日本众议员的任期为4年，但如果首相解散众议院，他们的任期可能提前结束。
日本大学名誉教授岩井奉信表示，秘密政治资金（黑金）是日本政治的慢性病。与从前相比，现在的秘密政治资金虽已大幅减少，但仍旧存在。尽管是以政党为本的选举，但其实是后援会选举。以资金维持后援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很多地方都搞暗箱操作，例如政党向政客个人支出的“政策活动费”是以亿为单位的。不过，在将经费交给政客个人后，收款方并不需要公开资金使用用途，这实际上就是秘密政治资金。岩井奉信认为，围绕政治献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监督检查机制，无法核实筹款聚会门票的销售情况。对于如何举办政治筹款聚会，既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检查。
对于日本政坛不时陷入资金丑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缺乏对参与“黑金政治”政客的强硬处罚机制，涉事议员仅道歉、退钱和引咎辞职就可以化解危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日本小选举区制使得深陷丑闻的政客依然能在下次选举中卷土重来，那些有实力的政客在自己的选区影响力极大，只需要耕耘好这一块地盘，“他们怎么都下不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霍建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的制度决定了政客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能力筹集政治资金，而他们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往往都是“见不得光的”，因此违法情况才会层出不穷。霍建岗说，像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这样能够获得大量政治献金的人就能在日本政坛和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趋利和不够自律的官员明知违法，也会怀着侥幸或“能够掌控一切”的心理从事相关活动，所以政治资金筹集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更何况日本法律对政治资金问题的限制也十分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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