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领域的同龄人中，我开始学习经济学比较晚。读大学之前，尽管每天都与经济发生关系，但并未接触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考入大学，开始读的是英语专业，后转入政治专业学习，但花大力气自学的是经济学。1981年，我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已近40年。这40年，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经济发展等，进入21世纪后，在继续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主攻方向则向政治经济学发展创新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
一
为什么研究方向向着政治经济学发展创新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这首先是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时也与南开长期形成的传统和名师的影响有关。
世界发展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主的根本经济理论为指导，充其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走，很难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学界出现过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争论。作出回答的首先是时代和实践。在长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倡导学习和借鉴，但绝不奉为圭臬、照抄照搬。
无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目的都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要在继承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创新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和实践发展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与南开大学百年形成的办学传统高度吻合。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曾是汇聚何廉、方显庭等西方名校博士任教的学科，也是最早立足中国大地，借鉴西方理论，倡导“中国化”“民族化”的学科，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中国实际出发编写第一部《财政学》教材的学科，是国内最早开展物价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并用英文传播到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至今蜚声海内外的学科。在长期的办学中，南开形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校院系调整中应用经济学成建制地划出，但南开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仍然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经济学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急需，发挥理论经济学优势，大力发展应用经济学、管理学，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贡献了大批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
南开经济学有优良传统，更有名师。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导师组还有蔡孝箴教授、朱光华教授、贾秀岩教授，为我们开课和讲座的有滕维藻教授、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名师以身垂范，坚守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坚持为人民富裕为国家强盛培养人才。他们谙熟教育规律，思想解放，开放办学，鼓励年轻人为国为民学习，勇于创新，很多教育理念和办学举措都开国内经济学教育先河。
南开的优良传统和导师们的思想，深深影响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我在做学问中、在教学中，始终保持一种清醒。每写一篇文章，发表一种言论，开一门课，都首先想到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对人民对国家有益。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积累，最终致力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积我几十年的体会，首先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立足中国，透彻地把握国情，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
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实践上升为理论有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亲身实践，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理论；一种是借鉴他人实践并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理论，这就是通常说的调查研究。
我高中毕业后没能直接上大学，而是回农村生活工作了14年，种过地，做过木工，做过中小学教师，也做过工人。这十几年的亲身实践很重要，不仅使我对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在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每每涉及“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城乡协调发展”等等，我总感到有一种特殊感情和责任感。它促使我不仅要把经济学文章、专著、教材写在中国的大地上，而且要尽可能写到人民群众的心里。
因为有了这段终身受益的亲身实践，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我还是赞成学经济学的青年学生在学期间最好有一段不同形式的亲身实践。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实践。工作再怎么忙，通过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是必须坚持的。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动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坐在屋子里、在书本上创新是有局限性的。调查研究可以使自己感触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脉搏，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真问题，可以学习到广大群众的智慧，从而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新材料和不竭的推动力。
几十年来，我坚持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我的学位论文就是通过参与当时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对改革试点城市重庆、武汉、常州等的调查，总结这些城市改革开放的经验写成的。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关于京津经济一体化的调查研究和形成的建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形成做了前期的研究。近年我还利用到浙江大学、嘉兴学院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当地乡镇、农业大户、民营企业、社区进行调研，对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进行实地考察，收获很大。调研当然不限于国内，也包括对国外经济的考察。1995年我曾参与天津市的代表团对日本现代物流业进行考察，通过考察学习借鉴国外现代物流经验，与大家一起编制了天津物流业发展纲要（建议），这是我国较早的地方性物流发展纲要。我切身体会，调查研究对于克服自身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从鲜活的实践中汲取智慧，促进经济学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
三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继承、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非常重要。
首先是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政治经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开放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世所罕见的奇迹。因此，首先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
其次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和阐发，把具有当代价值的经济思想弘扬起来，使中华民族优秀的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协调。
再次是对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益的。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为例，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分析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和得出的理论，包含有科学的成分，借鉴和吸取这些科学的成分，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益的。当然，其中有些基本假定并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要吸取精华，弃其糟粕，而决不可食洋不化、照抄照搬，更不可把它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根本理论。
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读研究生期间和工作后利用出国讲学的机会，我曾下力气学习过，1994年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赴美国，也曾对美国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和美国经济学的教育进行过考察，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十几所经济学比较领先的大学，这次考察和在考察基础上形成的考察报告对借鉴国外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发挥了作用。
四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需要多学科、众多学者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
中国经济学是由多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担负揭示经济规律、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我作为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众多学者中的一员，曾经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过一些主张。包括：
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好三种理论资源；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讲好中国故事，揭示中国经济特殊规律和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着力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分析，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阐释，力求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努力阐释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经济发展新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等为核心的新范畴；着力阐释系统理论学说，如加强党对经济发展统一规划和全面领导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等；尝试构建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等等。在提出主张的同时，我和同事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撰写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撰写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等专著和教材。但这些成果是初步的，为适应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为此，我愿和大家一起作更大的努力，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